民視剛播出的金鐘好戲《媽媽不見了》中，長期照顧糖尿病患有先生的楊貴媚，曾在劇中說，「女人要有自由，才會快樂！」，她逃離開家後對她女兒說，「媽媽能做自己嗎？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人生嗎？」
照顧是否是枷鎖？
勞動部前年推估，台灣1,153萬就業人口中，約有二成需擔負照顧責任，其中，因照顧而離職者更高達13萬人，也就是日本所謂「介護離職」。根據過去台灣所做的多項調查研究顯示，女性家庭照顧者的比例佔有七成左右，主要是以太太、未婚的女兒、媳婦等為主，這比例隨著性別意識平等，有逐漸下降的趨勢。
《媽媽不見了》這齣戲點出一個社會的問題，照顧者是否一定就是女性？
家庭構成是包括不同性別與角色，家庭是全體成員所共有的，如果依傳統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的觀念，照顧這件事似乎是屬於家庭「內」的事，自然容易淪落到女性的肩上，無論是對孩子、或是老人的照顧。
孩子的照顧可由褓姆或托兒所，且是短期，可能是二至三年，因小孩會長大，但在高齡化社會急遽發展中，老人照顧問題已逐漸成為每個家庭都會面臨到的，老人只會逐漸老化、退化，且時間短則二至三年，長達十年、二十年，照顧的負擔是愈來愈重。
現代社會發展，女權或平權意識提升，職場上，女性的表現有優於男性的趨勢，家庭既然是屬於全體成員的，發生問題也應該是所有成員共同來承擔，不應是某一個人的責任，或以性別來決定。
長期照顧是無法單靠一個人來承受，無論是誰，都可能崩潰。根據台灣去年所發生因為照顧親人自殺或殺人的案件，也就是日本所謂的「介護殺人」，高達近20件，比起過去增加二倍以上。日本《產經新聞》曾報導，根據日本警察廳統計，平成23年（西元2011年）至平成27年（西元2015年）間，日本全國約有142起以看護、看病過勞為殺人動機的案件，且高達6成受害者、嫌犯皆為65歲以上的高齡者。
這所反映的是，照顧壓力所衍生的事件，如果進一步探討照顧壓力源，大多是來自欠缺照顧可替代人力、對疾病的不瞭解、欠缺照護技巧、未建立照護體系、看不到社區照護支持網、政府長照資源未能協助、自我壓力紓解機制未建立等。
長照不是只有醫療，長照更包括家庭的生活，生活的內容更是與年邁父母的互動需要調整。在還沒有照護父母之前，誰會有照護老人的經驗？尤其，政府期望發展在地化、社區化的長照制度，這其中，家庭是長照的重要支柱，沒有家庭就不可能建立在地化、社區化的長照，家庭既然重要，政府更需協助家庭學習長照，家庭成員如何建立共識，共同分工合作照護父母等。
所以長期照顧是家庭的事，就不應是女性一個人的事，要能順利進行長期照顧；長照也不是一個家庭的事，政府必須要能提供社區照護支持網來協助，唯有整合家庭及社會資源，建立照護體系，降低照護壓力，才能避免引起的悲劇，這是台灣在高齡化社會需要探討的難題。
（圖片來源：民視）
（本文作者為元智大學老人福祉科技研究中心顧問、失智症整合照護專家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