當我們在治療過程中遇到無法救回的病人，醫學教育並沒有教我們辨識自己心理的創傷。搶救病人之後，我們不會跟團隊成員討論，甚至可能不再想這件事。同事照顧的病人死亡，我們頂多會在病例討論會上追根究柢，不會去評估同事的心理和情緒是不是受到影響。在我們的醫學訓練過程中，我們習慣讓同事獨自面對，不去干擾。我們完全不知如何處理恥辱的感覺，不知去哪裡告解。
身為醫師，我們老早就學習隱藏自己的情緒，也不會被別人的情緒拖下水。
現代醫學之父奧斯勒（William Osler）因為用心聆聽病人的聲音，而備受尊重，他在教育醫師時，特別提倡「平靜的心」（Aequanimitas），認為這就是醫師最重要的特質：「不管遭遇什麼樣的情況，必須沉得住氣、頭腦清晰，在風暴中冷靜自持，臨危不亂。」同樣的，在病例討論會上，同事討論你的疏失，你也必須處之泰然，和自己的情緒保持距離，不讓他人的情緒影響自己。
「平靜的心」要傳達的訊息是：為了做出明確的判斷，必須保持距離和冷靜。老師告訴我們，要成為一位好醫師，必須含蓄、內斂。我們都立志要成為好醫師，因此我們都接受這樣的教導，把這點當作是我們這一行的祕密。老師希望我們能在病房裡，表現得超然而獨立。
我在當醫學生時，曾與同學一起面對一位病童的死亡。先前我們看著醫療團隊竭盡全力救他，但他還是走了。我們應當離開病房，然後讓他的父母進來看他，但是我們被悲傷凍結了。主治醫師通知家屬之後，走進病房，嚴厲責備我們：「你們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？你們這種行為實在不成熟、實在輕率。如果你們懂一點醫學，就該知道死亡是無法避免的……要是你們為了這個孩子的死，陷入悲傷，就太不負責了。若像你們這樣，是要如何照顧其他孩子？」
我努力了解主治醫師說的，我因為過於悲傷，乃致忽略其他病人的需要，這樣的情緒反應不但幫不上忙，反倒可能害死其他病人。於是，我們很快學會封閉情緒。任何情緒只要讓別人看出來，就會招來這樣的評語：「也許你無法承受這麼多。你可能不適合做這樣的工作。」如果要哭，那就躲在櫃子裡哭，或是開車回家的時候哭，總之不能讓人看見你的淚水。
在大多數的情況下，每一個人都能找到解脫束縛的辦法；但有的同學發覺情緒過於難纏，難以應付，於是沉溺於酒精等癮頭；有人離開行醫這條路，換另一個行業；有些人則自殺。
醫學是一門不完美的科學
我在紐約一家醫院內科擔任總住院醫師、輪調到感染科時，我帶的一位住院醫師表現不好。他常焦慮，曾犯了幾個錯，因此考核分數不佳。他被我們科的主管盯上了。主管會特別注意他開立的每一張醫囑和他的報告，看是否有不適任的證據。他因此焦躁不安，魂不守舍。有位病人抽血檢驗的結果是陽性的，他疏忽了，沒安排更進一步的處置。他開立的幾張醫囑有問題，有幾個檢驗數值的解讀也出錯。儘管如此，每一項疏失都有人及時發現、及時補救，病人都沒受到傷害。
雖然這些疏失沒什麼了不起，但主管不肯輕易放過他。由於我是總住院醫師，我每天都得監視他，看他做得如何。我報告說，他的情況更糟了，他開始自言自語。主管要求他到精神科接受正式評估。我們共事的那個月結束時，科裡幾乎所有的主治醫師都不讓他升級。他很可能必須重做一年，才能過關。
他在星期五得知科裡的決定，接下來就是7月4日美國國慶日的連續假期。星期五那天傍晚，他在五點鐘、六點鐘、七點鐘都打了電話給我。我覺得很煩，加上內疚，因此不想理他。他無法接受科裡的決定，在星期天自殺了。星期二，他沒回來上班，我們找不到人，才發現這個悲劇。
我對朋友說：「他是被我們害死的。」朋友表示恐怖或憐憫。他們搖搖頭，說這不是我的責任。但我百分之百認為這是我們造成的。「我們用懷疑和評斷害死他。他在嚴格的檢驗底下崩潰了，換成我們，一樣會受不了。」
科裡的主治醫師為我們打預防針，訓示我們：「聽著，顯然他不適合行醫。有些人就是不適合。」不斷有人提及他能力不足和自慚形穢；還有人說，韌性就像一種非黑即白的性狀，有人天生具備韌性，有人就是沒有。似乎韌性不需要經由對話、坦誠相待和同理心的文化來培養。其實，這樣的文化才有助於自我療癒，讓我們提供更好的照顧給病人。
說來，醫學是一門不完美的科學，我們可以預期，每一個轉角都可能出現錯誤。由於醫學體系的錯綜複雜，失敗是無可避免的。就人體的設計來看，敗壞更是必然的。衰老已嵌入我們的遺傳密碼之中。病人會死，這是無法逃避的現實。既然如此，為什麼我們不把韌性內建到我們的體系裡？為何把悲傷視為意外的偏差？培養韌性的文化，有助於我們迎接各種經驗，也能幫助醫學社群所有的成員繼續生存下去。
第二位住院醫師從公寓窗口一躍而下，跌落到下面樓層的鷹架上。同學衝下去，想要救他，但他已沒有脈搏，四肢多處開放性骨折。我們的腦袋出現回音，提醒我們：如果我們被悲傷淹沒，就不能照顧其他病人。我們的訓練就是教我們如何對死亡麻木—即使是自己的死亡、同事的死亡。
對醫學的局外人而言，這樣的故事太悲慘，沉重得讓人受不了，而我們又無法在自己的圈子找到一個安全的所在。我曾試著在腦袋下載一天的點點滴滴，希望從中找到安慰，但我總是陷入令人悲劇的細節。如果我想找個人傾吐，聽我述說的每一個人都只是把焦點放在事件上，不知我的情緒和需求。我變得易怒，覺得他們都沒聽出重點。我覺得更加孤獨了。
因此，我開始畫畫。我發覺，我可把不安和噩夢轉移到畫布上，從中得到慰藉。我利用象徵和顏料，把痛苦藏在色彩底下。我終於感受到久違的平靜。我手拿畫筆，讓印象浮現時，衝突的情緒就可宣洩出來。
藝術知道死亡。藝術了解這世間就是會出現讓人無法承受的悲劇。藝術像一面鏡子，可以把我們的感覺反射出來。是的，這樣的悲劇以前也發生過，但當事人還是撐過來了。或者他們沒能存活下來，但藝術還在。藝術代表他們所受的苦，透過藝術，我們就能了解他們。藝術提醒我們，我們的不幸一點都不新奇，痛苦與救贖的歷史源遠流長，我們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
藝術很微妙。最初畫出來的東西總是單調而拙劣。一層又一層的顏料加上去，有了層次和深度，主題就呼之欲出。因此，最初的草圖只是建立基礎，之後再一層層塗上去，就能顯現出對比和先前忽略的地方。只有不斷審視，才能得到真正的了悟。
我畫了戴面具的女孩，她們安穩坐在船上、或是下半身在沉重、不透明的藍色水中。我畫的男孩穿軍服，戴著動物標本做的面具。他們傻傻的上了戰場，不知戰爭是死亡的威脅，也不知危險常偽裝起來。我畫一隻有星星標記的綿羊，離開一座小小的森林，來到一片空地，不知自己即將進入一座更大更黑的森林。我畫最寒冷的冬天。我畫一個髮色如紅銅的女孩，一臉愁容，坐著等待一個永遠不會來的人。我也畫繁花在鳥籠般的肋骨之間，恣意盛放。
（本文作者為美國亨利福特醫療體系加護病房主治醫師；原文刊載於蕾娜．歐迪許Rana Awdish《休克：我的重生之旅，以及病醫關係的省思》／天下文化）
